【对撞机】除了巴迪欧、阿甘本和朗西埃，你还应该知道他！ ——独一无二基特勒
Media technologies are not the extensions of man, but man is the subject of media technologies. Not just n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gital age, as opposed to McLuhan's Gutenberg Galaxy, but since the dawn of science and art; ever since we started to produce historical data, this data is generated by media which follow their own time and logic of escalation.
——Friedrich Kittler
说起“当代理论”，大家也许会习惯性地想起这样一群当红炸子鸡：巴迪欧、阿甘本和朗西埃。尽管你不一定通熟于他们的理论，但讨论当代问题时，却难免想要引用一两句他们的经典名句。至于说到“媒介哲学”呢，法国一派的代表是写了三卷本《技术与时间》，讲了很多“熵”的斯蒂格勒；北美则是Mark Poster, Alan Liu, Mark Bensen和Lev Manovich。当然，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媒介哲学家，还是加拿大的麦克卢汉。他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的延伸”已经成为了学术圈的高频引用句，以至于我们引用时都习惯性的将上下文隐去，将之视为人人皆知的“共识”。
然而，有一位德国的媒介哲学家，其思想深度和广度上与前面几位不相上下，却在知名度上远未得到同等的待遇。尽管他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学者们的论文引用中，但著作却尚未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他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他就是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
在我看来，基特勒是继麦克卢汉之后最重要的媒体理论家之一。他是德国理论在新时期的重要代表，也在英语理论界获得了很高声誉，尤其是在青年学者及学生中拥有着极高的人气，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 。
事实上，就研究领域和兴趣而言，他比德里达更为复杂，也更注重历史语境：他的研究与著述涉及媒体、历史、传播、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古希腊哲学、数学和军事；他的思想被贴上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反人本主义以及技术决定论等多种标签，研究者们可以从中清晰地识别出香农(Claude Shannon)和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息论、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德里达的书写理论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体分析理论等众多理论浸染的痕迹。甚至有学者这样总结：“基特勒的理论是由美国式的对技术的关注、媒体理论的‘加拿大学派’以及输入德国学术语境的法国理论范式所构成的。 ”(Claudia Breger, “Gods, German Scholars, and the Gift of Greece : Friedrich Kittler's Philhellenic Fantasies”,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006, 23: 111, p4)
与此同时，基特勒似乎有意识地与关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英国文化研究，关注身份认同、性别和全球化的美国文化研究，抑或是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加拿大学派有所区别。他试图从德国主流的阐释学话语氛围中，以美国的技术和法国的理论为养料，在德国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培养出独具一格的德国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这种努力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媒介研究领域中的新“德国学派”，或者Kittler学派——或松散，或师承；他们关注媒介考古学、档案库、界面、MP3、数字记忆等等（他们也因此经常也被批评为“技术决定论”），但他们也因此而开辟出与法国技术哲学、美国数字媒体/电子文学研究、加拿大麦克卢汉学派有所交集但又和而不同的另一路径。
基特勒研究专家杰弗里·温思罗普·杨格(Geoffrey Winthrop-Young)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的译者前言中将基特勒的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话语分析，1980年代电子媒体对话语的技术化和1990年代的数字化三个时期。(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具体而言，早期的基特勒在德国阐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精神分析学以及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下，对德国1800和1900这两个关键性年代的传播系统进行了分析，并最终写就其代表作《话语网络1800/1900》(Aufschreibesysteme 1800 / 1900 德文版，1980年出版；Discourse Networks 1800 / 1900 英文版，1990年出版)；第二个阶段则从1980上半期开始，基特勒延续了此前对福柯话语系统及文本档案的讨论，继而从福柯理论的局限性出发，关注到媒介的物质性问题，特别是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书写的机械化）到最后的计算机对于文学书写的解构性意义；其“媒体话语理论”(Media Discourse Theory)也因而更多地向拉康靠拢，强调了媒介及其技术的物质性对于文学书写和文本生成的决定性意义；第三个阶段尽管比较难以明确界定，但其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即：在强调对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物质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回溯到古希腊，对字母、数字、音乐等符号系统及其哲学意义进行考察。以至于，杰弗里·温思罗普·杨格在后来为Theory, Culture & Society专刊撰写的导言中，将基特勒的第三个阶段“数字化”改称为“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ies, 德语Kulturtechniken的直译），意指对传播的物质性与符号系统的考察（后者包括字母、数字和音乐注释系统）；Claudia Breger则在杨格三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自21世纪始，基特勒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转向——开始从关注技术与媒介性问题转向从媒介技术视野对“欧亚”文化历史的关注。
基特勒代表作《话语网络1800/1900》
在笔者看来，此一发展脉络并非是断裂的，或者截然分隔的。基特勒晚期对古希腊哲学和宏观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一开始的具体技术、媒介的历史研究上升到本体论层面后的再语境化尝试。从中亦不难看出基特勒试图开辟一条新“媒介本体论”(Ontology of Media)之路径的学术野心。
基特勒以一种非典型文学系教授的姿态，心安理得地居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隙裂处，左手撰写学术论文讨论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右手教授计算机编程，将其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投入到《音乐与数学》的巨大工程中。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基特勒的思想在拥抱前沿的同时，又得以渗透到不同学科边界之内。特别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其思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文学理论推向了技术领域，从而成为新媒体时代讨论媒介、技术、文学与书写等问题所无法逾越的理论基石。必须承认的是，基特勒思想的复杂性也对阅读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在于其理论的多样性，同时还在于他艰涩、深奥的写作风格。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完全读懂了基特勒；但也很少有人在介入过其理论王国之后敢于宣称自己能够完全排除其思想的影响。
套用基特勒那篇流传颇广的“There is no software”，我想说，There is no Kittler but there IS Kittler.
END
主编 / 陈静
责编 / 付梅溪 陈夏辛 顾佳蕙 彭玮 桑雨茜
美编 / 曹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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